雾霾天气是蛇年烟花爆竹销售萎缩的一个直接因素
时间:2013-2-25 点击:2651次
“就看元宵节期间的销售情况了。” 2月20日，北京通州果园。王先生夫妇一边翻着账单，一边唉声叹气，“现在看来，烟花零售亏了。”
春节前夕，王先生夫妇在沉沉雾霾中完成了烟花爆竹零售点的安装。以10万元的投入20天净赚4万元，回报依然可观。“零售点的利润已经相当可观。”第一次踏入这个行当的王先生，盘算着收入。
但春节前夕恶劣的空气质量引发的禁放烟火之争，显然让蛇年春节烟花销售受到了较大的影响，各级政府都在劝导市民少放、禁放烟花爆竹，使得除夕之外的时间里，烟花燃放锐减。此外，由于政府厉行节约，往年春节，动辄上万元的团购、公款客户几近绝迹，这让各商户始料未及。
与销售颓势相比，北京春节烟花零售的高准入门槛和各项繁重的收费，则成了压垮零售商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大客户缺失
不为零售点在意的雾霾天气，最终成了蛇年烟花爆竹销售萎缩的一个直接因素。“受到环保宣传的影响，今年烟花爆竹销售萎缩很厉害。”2月20日，北京燕龙烟花爆竹公司一区域批发经理告诉《中国经营报(微博)》记者。
除熊猫、豆豆之外，作为北京三大烟花爆竹销售公司之一的燕龙公司，计划销售17万到18万箱烟花爆竹。“截至目前，也就销售了10万箱，销售总额下降超过三分之一。”上述经理透露。
三家公司均未幸免。北京市政府烟花办的数据显示，今年春节除夕零时至初五24时,北京全市烟花爆竹销售量同比下降了45%，集中燃放持续的时间比往年明显缩短。
和上述经理有同样切身感受的，则是零售点。多家零售点负责人均表示，买的人少了，尤其是过万元的团购、公款客户几乎销声匿迹。“保护环境只是表面的，很多人都说是政府要厉行节约。”
相关研究表明，烟花爆竹并非近来京津冀部分地区持续出现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。中国科学院“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”专项组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认为，机动车、燃煤等人为污染排放是造成雾霾天气的“主谋”。
烟花爆竹价格因此拦腰斩断。“基本上都是五折销售。”上述批发经理表示，零售点今年基本上就是赚取总公司的返点。
据了解，按照总批发公司和销售点的约定，总公司给予最高指导价，零售点以五折的价格批发后出售，卖高赚多，即使以五折卖出，总公司也会返回部分折扣给零售点。“只是利润就大大缩水，零售点很可能亏本。”
门槛高筑
如果说天气原因导致销售下降，零售点还可以接受。但嫁接于零售商户头上的各种成本，却使商户苦不堪言。
在商户郭先生看来，“烟花爆竹销售尽管属于特许经营，但特许并不代表一定要垄断。”郭先生认为，只要在一个标准下，任何人任何企业都可以进来。
郭先生所说的标准就是2012年6月25日北京市安监局发布的《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设置管理安全要求》（DB11/ 834—2011）的实施意见。“无论是音频视频，还是泡沫房，商户都可以自己按照标准搭建，监管部门要做的就是验收和监管，而不是强制买卖。”
然而，实际中对零售点的要求却是五花八门。北京烟花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关于零售点风险抵押金以及泡沫房搭建的要求，各区县安监局自行决定。
根据北京市烟花办公开数据显示，2013年春节北京16个区县共分布了1400多个零售点。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，商户获得零售点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是风险抵押金，具体数额从8万、10万到15万甚至30万元不等。
收取风险抵押金的单位就是各区县危险化学品行业协会。北京市安监局工作人员表示，风险抵押金是在突发事故等发生后，用于先期垫付做准备的。“数额由各区县自己制定，3月份会退还给商户的。”
对于政策，商户只有被动接受。“尽管出于安全考虑，但过高的成本已经让商户的总数逐年减少。”朝阳区一商户介绍，最初的零售点多达3000家，去年1800家，今年减少到了1400家。
郭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一般来说每个零售点至少进10万元的货，销售好的情况下能够赚到4万元。“但要减去资金成本和零售点搭建成本，稍微不注意就会亏本，所以说通州的商户盈利就更难了。”
“第三者”收费
“强制捆绑销售”则成为压垮零售商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按照北京市安监局要求，临时搭建的零售点面积为35平方米，规格为5米乘7米。继去年在零售点内安装视频监控外，今年加装音频。
恰恰是35平方米的零售点为商户增加巨大负担，且北京各区县存在巨大差异。以通州为例，根据通州区安监局统计数据，2013年春节通州分布着68个零售点。
商户给记者的清单表明：35平方米的泡沫房1万元，另加安装费1800元、拆除费1800元、货架900元、零售规章制度板270元……所谓的“规章制度”，就是“不准抽烟”等等规定，商户自己花几块钱打印一份张贴在零售点就可以替代。
根据商户介绍，上述“服务”是强制性的。商户手中的收据显示，收取上述费用的单位是北京高危创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。“通州安监局危化科制定的收费标准，通州危险化学品行业协会负责收费。”
位于通州安监局办公大楼的通州危险化学品行业协会成立于2004年，据证实北京高危创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则是其实体公司。“之所以成立这个公司，就是要实现安监局不能直接收费的功能缺陷。”上述通州安监局人士解释。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指出，这是典型的行政强租行为。“行政机关不能利用行政许可收取不正当费用，而是提供制定安全销售标准并跟进监管等公共服务。”
无论是零售点的成本增加，还是三家公司的价格垄断，最后无疑都得消费者买单。商户认为，“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以及北京周边非法烟花爆竹市场很活跃的原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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